隐瞒疫情、粗暴封城和危急时刻自救

武汉的疫情爆发之后，全国人民都在紧密地关注这一事件。

2020年1月23号，随着疫情的蔓延，武汉市已经封城。随后，湖北省的其他几个地区也开始封城。

但是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，就会知道，如果疫情的发源地武汉及时向公众公布疫情，及时采取比较妥当的措施，是不至于发展到封城的程度的。

在2020年1月1日之前，就已经有网友向社会通报了这一情，但是，他们很快被武汉警方以造谣的罪名拘留了。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《谣言不等于假话，有一类“谣言”是被压制的真相》，但是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。是的，我到现在仍然坚持这一看法。今天，看网上的消息，天津市还在用这一罪名抓捕网友。

如果武汉市能在1月1号，及时调查疫情的情况，向社会发布这一消息，那么疫情是不会蔓延到这个程度的。但是武汉市没有这么做，他们也隐瞒这些情况，不让掌握情况的医生对外透露这一消息，而且在随后的1月12号到17号举行了省人大会议。湖北的领导们还在1月21号，疫情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情况下，举办团拜会。而且在此过程中，有一名副厅长被感染了，很可能还有更多的人被感染，但我们不知道。

武汉市在举行完省人大会议后，才向社会透露这一消息。现在武汉的部分干部已经被免职，武汉已经重建了领导班子。

他们为何敢在如此严重的情况下顶风作案，肆无忌惮地隐瞒上级和民众呢？其实官僚集团的行事逻辑很简单。他们也是趋利避害的动物。他们靠政绩活着。而政绩这个东西，主要是由上级来评价和操控的，与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，只有当“群众反映特别强烈”时，才有可能影响到官员的政绩和升迁。所以当出现小事情的时候，官员们认为自己有能力处理好，不让上级知道这些事件。在他们的评价体系当中，普通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权是处于次要地位的。

除了欺上瞒下，官僚体制的另一行事方式就是简单粗暴。当他们认为可以控制局面的时候，他们会隐瞒、不以为意。而当他们迫于压力，不得不有所作为的时候，他们又会乱作为、简单粗暴。比如，武汉疫情的消息发布之后，不到三天就开始了封城。

根据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生活的朋友们提供的消息，武汉封城以后，物资、药品、医疗用品进不去，民众的日常生活有诸多不便，而且医院已经人满为患。

在这种时候，封城也许是个适当的方式，但是封城的目的是防止病毒的进一步传播。封城的同时也要考虑到，封闭区的人们的生活问题。他们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用什么？他们万一生病了、甚至感染了？怎么获得救治？那些已经传染疾病的人，怎么得到救治？健康人怎么避免被传染上？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考虑好，就简单粗暴地封城，这对于被封闭在城里的人们来说是一种灾难，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行为。

目前，各国的现实政治中都需要官僚集团，仍然没有办法完全抛弃官僚集团，但是，要形成一个更有效的官僚集团是可能的。

在此，我强烈建议，对这些被封闭的城市，应该留出一些救助的通道，让物资和药品能够安全地到达居民的手中。

我还想谈谈危急时刻的救助的问题。我认为，首要的原则是，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和安全负责。在这段特殊时期内，每个人要保护好自己，尽量别出门，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上防护工具口罩。

同时，政府不要垄断对对疫区的救助工作。也就是说，民间力量——个人和社会组织——也应该有权参与对灾区的救助。

有人说，这么一来，不就乱了吗？也许在救助工作的早期，会有一些混乱的情况。但是，参与个人和组织都会总结经验和教训，他们会在救助的过程中进行学习，然后他们会很快地掌握比较合适的方式。

如果由官方垄断救助行为的话，说句不太客气的话，这种救助很可能一直是比较蛮横、比较低效的。要容许民间救助的部分混乱，然后这种救助肯定会走向有序和高效。

对于口罩涨价的问题，很多人说，这是商人黑心，甚至说这些商人是发国难财。我认为，他们的看法是错的。为什么？第一，这个疫情不是商人造成的。这个疫情是部分的自然灾难，加上人为的灾祸。疫情是灾难，不是国难。口罩生产商和供货者其实是在帮助他人，而不是在伤害他人。他们在满足他人需求的过程中，获得收益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有人说，口罩涨一两倍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有的甚至涨到了将近10倍，这就是黑心了。其实，商家和工人放弃假期、冒着危险生产，冒着危险去送货，在法理上和人情上，他们的收益都是正当的，如果限制口罩和其他药品涨价，那么供应量很可能就会减少，甚至没有供应，这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。而且，大家都很有爱心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肯定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最后，我要分享一则不合时宜的知识，也许这在有些朋友看来过度乐观了: 即使已经不幸感染新型肺炎的人，其存活率也达到90%以上。所以，朋友们，多多注意身体，多多保重吧。